坂本龙一：巴赫、德彪西、戈达尔伴我成长

　　坂本龙一（ryuichi sakamoto）1952年出生于东京。幼年学习钢琴、作曲，后取得东京艺术大学硕士学位。至今发行音乐个人音乐专辑约80张，为40余部影片配乐，另与他人合作专辑30余张。获得过几十个国际音乐奖项，其中，《末代皇帝》（The Last Emperor）一片的电影配乐为其奠定了国际地位。坂本少年时关心政治，积极参与日本社会活动；成名定居纽约后，常以环保、反战为题材进行创作，并发起过多项相关活动。

　　我并没有刻意想成为音乐人；而且从小开始，我就对于人如何决定改变自己，或如何立定志向这件事，感到很不可思议。

　　读小学时，老师会要大家写下“我的志愿”，但我完全不知道要写什么。其他同学所写的志愿大概是“首相”或“医生”之类的，女生则是想成为“空姐”或“新娘”。虽然我仔细想过，但写的却是“没有志愿”。我无法想象自己变成另一种身份，而且，从事一份固定职业，也是我有些难以理解的概念。这份感觉或许至今依然存在也说不定。

　　在幼儿园，暑假时得把学校的兔子带回家里照料。之后，新学期开始时，老师对全班同学说：“照顾动物好不好玩啊？请大家把那个时候的感觉变成一首歌。”

　　这就是我第一次作曲，那时候差不多是四五岁的年纪。那时候，我想自己大概是品尝到了喜悦的滋味，又有些难为情，也觉得获得了与众不同、专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。

　　升上小学后，我开始跟着专业老师学习钢琴。同学的妈妈彼此讨论之后，决定帮我们找位钢琴老师。不管是我，还是母亲，对于这件事都不是很积极，只是心想同学也都去学了，所以就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。

　　跟着德山老师学习钢琴的过程中，我彻底迷上了巴赫的音乐。通常弹奏钢琴曲时，大多都是右手弹旋律，左手负责伴奏，不过我讨厌这种弹奏方法，这或许与我是左撇子有关。然而，巴赫的音乐中，右手弹过的旋律会转到左手弹奏，之后又变奏回到右手。左右手各自负责的部分往往会相互交换，在弹奏的过程中，两手同样重要。我觉得这一点相当棒，因此深深受到巴赫的吸引。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相遇。我虽然也听流行歌曲、歌谣，也看电视或听收音机，但真正喜欢的还是巴赫的音乐。

　　除了古典音乐之外，我也会听流行音乐。我记得曾有段时间都在听保罗·安卡（Paul Anka）等歌手的作品，不过还没有狂热到追星的程度。这些流行音乐中，对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披头士的音乐。我接触到披头士，应该是向松本老师学作曲后不久的事情吧。无论是开始学习作曲，或是接触到披头士的音乐，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　　向德山老师学琴的学生里，有一位不知道是读初中还是高中的大姐姐，就是她带来了那本杂志。我看着封面问：“他们是谁？”那位大姐姐告诉我：“这个乐队叫披头士。”我当时觉得这个乐队实在是酷极了。

　　滚石乐队的音乐也令我感到相当震撼，他们的演奏实在是差得不行，让我深感吃惊。当时我心想，他们虽然演奏得很糟，却很酷。就是因为糟到一塌糊涂，反而让人觉得性格十足，仿佛是朋克音乐一样。虽然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，却也能够听得出是不是走音，因此他们的演奏让我不禁感到疑惑：“可以弹得差这么多吗？”从音乐演奏的方面来看，披头士的音乐无疑是经过细致琢磨的成品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开始学作曲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我想自己应该有能力对乐曲稍作分析。披头士音乐里的和音好听得不可思议，我听了之后，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和音会如此动听，于是就自己试着用钢琴将弹出来。

　　但是，我过去从没学过这种类型的，不知道该如何称呼。日后我才知道，这种类型的称为九。不久之后让我深深为之着迷的音乐家——德彪西（Achille-Claude Debussy），也非常喜欢这种弹奏出来的声音。听到披头士歌曲里的和音，让我激动不已，仿佛感受到高潮一般的快感。我明明平常在父亲面前一声也不敢吭，却因为太过兴奋，硬是将他拉到音响前，放披头士的唱片给他听。

　　接触德彪西的音乐，是在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。我第一次听的是他的弦乐四重奏，是从另一位舅舅的唱片收藏中找到的。德彪西的音乐也带给我相当大的冲击，让我就此着迷，之后有段时间，我甚至真的有点相信自己是德彪西转世再生。

　　或许由于太过着迷，我逐渐将自我与德彪西混在一起，对他经历的一切感同身受，渐渐认为自己就是早已逝世多年的德彪西，觉得自己就是他投胎转世而来。我甚至心想：自己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又为何是说着日文？我还会模仿德彪西的笔迹，在笔记本上练习他的签名“ClaudeDebussy”，总共写了好几页之多。

　　升上初中后，我没多久就加入了篮球队。那个时候身材比较高当然也是原因之一，不过最吸引我的理由还是因为篮球队最受欢迎。不论是篮球队队员穿的篮球鞋，或是可以拉开侧边排扣、裤脚有点拖在地上的篮球裤，看起来就很帅气。

　　打篮球有时候会弄伤手，因此不适合弹钢琴的人。父母和钢琴老师当然是反对我加入篮球队，但是我还是想打球。那时候，我满脑子只想着要受人欢迎，根本也没有其他理由。“是要继续学音乐？还是要打篮球？好好选一个！”被问到这个问题时，我当时很干脆地回答要打篮球，于是就不再去上钢琴课和作曲课。

　　大概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，我真的放弃了音乐，全心投入打篮球，但是那段日子里，我逐渐觉得自己的体内好像少了些什么。一开始，我不知道究竟是少了什么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发觉到，少掉的东西就是音乐。

　　到头来，我又回去找钢琴老师和作曲老师，这次是我自己低下头来拜托他们：“请让我回来上课。”那是我第一次积极主动地下定决心学音乐。我察觉到“自己原来是如此喜爱音乐啊”，一旦放弃之后，我才了解到这个事实。有些人离了婚之后，又与同一个对象结婚，或许我的情况就像是这样。自己主动去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我想这应该是人生的头一遭经验。

　　要再回去学音乐，当然就得要退出篮球队。于是，我去找了篮球队队长，吞吞吐吐地告诉他：“我想要退出球队。”果不其然，队长把我带到了走廊尽头的暗处，狠狠揍了一顿，甚至还扯住了我留了一段时间的头发。经历了这场仪式后，我总算顺利退出篮球队，开始一心学音乐。

　　考上高中后，我头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走遍新宿的爵士咖啡馆。新宿当时总共有三十多家爵士咖啡馆，像是“Dig”、“Dagr”、“木马”等等，反正我就想要每家都去看看。每天一放学，我就穿着学校的制服、戴着校帽，一个人跑去爵士咖啡馆听爵士乐，喝着从来没喝过的咖啡。开学还不到一个月，三十几家爵士咖啡馆，就全都去过了。

　　第一次听到爵士乐，印象中应该是快要升上初中前的某一晚，正好听到关东广播电台的深夜节目正在播放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接触到了巴萨诺瓦（Bossa Nova），也听过菊地雅章的名字，可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初中生几乎都不听爵士乐。我升上高中后，会再听爵士乐，应该与新宿这个地方不无关系。一提到新宿，往往就会让人联想到爵士乐。

　　想要去爵士咖啡馆当然也与时代背景有关。不论是去哪一家爵士咖啡馆，都可以看到搞的人泡在里头。他们通常是在店里抽着烟，读着从纪伊国屋3买来的书，听着爵士乐。我觉得这些人好有个性。

　　我经常去的店是“Pit Inn”。“Pit Inn”总共有两家，一家有乐队现场演奏，不过我去的是另一家播放唱片的分店，位置就在新宿通上。大约过了五点左右，店里烟雾弥漫，开始挤满了学生客群。如果是较早的时间，店内较为安静，感觉可以放心入内消费。印象中，白天到店里还有折扣，当时的基本消费大概是日币五十元左右。我家里连一张爵士乐唱片都没有，因此花个五十元就能听个过瘾，感觉相当划算。或许是受到潮流影响，我迷上了约翰·克特兰1的音乐。我也喜欢特洛尼斯·蒙克、艾瑞克·杜菲，不过最喜欢的仍是约翰·克特兰。

　　初中以前，我都是待在犹如乡下一般的世田谷区，过着悠闲的生活，几乎没什么机会认识女孩子，不过上了高中后，我就交了女朋友。

　　我记得大概在高一那年的秋天，有一位学姐向我告白。她大我一届，个性有些奇特。虽然那位学姐只大我一岁，当时的我却觉得彼此差距很大，因此一直无法将她当成恋爱对象，结果她自杀了。这件事对我造成的冲击很大，我至今偶尔还是会想起她突然自杀的事。

　　第一次开始像是男女朋友的交往关系，是在我高中二年级时。交往的对象同样是新宿高中的学生，不过是很纯真的新生。我们两个人经常去公园约会。当时，新宿中央公园刚刚建成。那一带原本是淀桥净水厂的旧址，后来高楼大厦开始兴建，各处都在施工。那时候新宿西口的景色大概就是如此，我们经常会去那里。

　　印象中，我们交往的时间大约是半年到一年左右，不过分手的理由已经记不得了。我这个人天生不会去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。我想一定是她受不了我这种强势的人，觉得和我交往很累吧。

　　到了高中三年级，我就不常去上课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学校附近的音乐咖啡馆“维也纳”。早上和家人道别出门后，就直接去“维也纳”。午餐就在店里吃便当，有想上的课就去上，然后再回来“维也纳”，一直待到傍晚才走。那段时期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。

　　由于“维也纳”离学校不远，竹早的女学生也经常来这里消费，因此能够趁机交流。我与其中的一个女学生处得不错，有时会一起去看电影，或是聊聊自己读的书。我记得甚至和她聊过岛尾敏雄。会来“维也纳”消费的女学生，大概都喜欢有点艰深灰暗的话题。

　　如果要搭讪女孩子，我通常都是聊政治。“越南现在发生的事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一问之下，对方就会回答：“我觉得战争是不对的事。”然后，我就约对方一起去：“我赞成你的看法，我们明天一起去吧！”时，则体贴地保护女孩子，让她尽量站在队伍中间，不要被警方的机动队打到。

　　高三那年的秋天，新宿高中的学生也展开了罢课抗议。由于当时已经是1969 年，所以算是比较晚才出现的。这次的针对的范围较为狭隘，主要是与学校相关的个别问题，而不是关于安保条约、越战之类的一般性问题。我记得当时学生总共胁迫校方同意七条具体要求，包括废止校帽校服、免除一切考试，以及停止使用家庭联络簿，等等。学生主要的诉求在于：每个人都没有权利评价他人，更何况是采用数字评判他人。学校借由考试评定学生报考大学的等级，而这次的就等于否定这种教育制度，也就相当于要瓦解整个学校制度，因此老师当然会大感头痛。如果没有任何评价方式，如何能让学生考上大学？不过，我们会四处到教室巡视，一旦有老师硬是要考试，我们甚至会将考卷撕毁。

　　上课就由我们学生一手包办。我们主张当下发生的事情正是世界史，在课堂上讨论起越南或巴黎发生的事件，或是读着胡塞尔的著作，粗略地学起了“现象学还原”（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当时还真是什么都敢做啊！

　　高三的时候，好友盐崎和马场都与我编在同一班，班上的凝聚力十足。罢课抗议持续了长达四星期，我们班上的每位同学都跟着坚持到最后一刻。最后，学生和老师沟通，罢课活动因而结束。学校老师诚挚地与我们对话，无论是校服、校帽或考试，就真的被取消了。

　　当时甚至谣传，被障碍物封锁的新宿高中校园里，坂本戴着安全帽在弹奏德彪西的乐曲，不过我已经不记得这些事了。如果我真的做过，毫无疑问就是想出风头吧。

　　我在高中时期也看了很多电影。基本上，我和当时大多数的人一样，看的是高仓健演出的黑社会系列电影。新宿的仲大道有家名叫昭和馆的电影院，每星期都会放映三部新片，例如《绯牡丹博徒》之类的影片，我每星期一定都会去看。

　　新宿大道还有一家日活名片影院，里头播放的都是著名老片，像是詹姆斯· 迪恩（James Byron Dean）主演的影片等等，而且票价相当便宜，大概是日币一百五十元左右吧！除此之外，我还会去ATG 系列1 的新宿文化电影院，看看当代导演拍摄的电影，例如帕索里尼、特吕弗、戈达尔，或是日本导演松本俊夫、吉田喜重、大岛渚等人的作品。

　　真要说起来，我最喜欢的还是戈达尔的电影。高一的时候看了《狂人皮埃罗》（Pierrot le fou ）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戈达尔的电影，之后只要戈达尔的电影一上映，我几乎就会马上去看，像是《中国姑娘》（LaChinoise ）、《周末》（Week End ）、《东风》（Le vent d’est ）等等。《中国姑娘》是在巴黎5 月革命之前拍摄的电影，结果预言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发生，让我感到相当兴奋。这部电影的内容通俗，色彩也漂亮极了。

　　从这个时期开始，戈达尔的电影渐渐呈现出强烈的元电影倾向，或者该说是在重新探索、解构电影本身的形式，例如《真理》、《东风》等作品正是最佳代表。当然，这类倾向并不只限于电影本身，而是社会整体的一股趋势。音乐界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。下一代的美国作曲家受到约翰·凯奇的影响，创作的音乐也和戈达尔的作品有着共通之处。

　　从小时候起，我由巴赫、德彪西的音乐开始，一路追寻着西洋音乐的源流。大概到了高中时期，我也开始去听战后的现代音乐，不久后又接触到同一个时代的音乐作品。接触刚刚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，带给我非常大的冲击。这份冲击也代表着，自己过去一路追寻的西洋音乐的时间，还有自己当下生活的时代，两者在当下的这一瞬间相互汇合。换句线 年代后半期的这个时间点上，两者产生了交集。

　　第一次见到大岛导演是在我的办公室，我至今依然记得他当时来访的情景。从位于二楼的办公室往窗外望去，我看到大岛导演将剧本夹在腋下，一个人快步走了过来。我兴奋极了，直喊着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我在高中和大学时，几乎看遍大岛导演的作品，他是我崇拜的偶像，因此我有些紧张。大岛导演开口邀请我：“请你参加演出。”然而，我不是直接回答“好”，反而是说：“配乐也请让我来做。”

　　也就是说，如果要我演出的话，就让我负责配乐。我当然没有事先想好这种提议。真要说起来，我没做过电影配乐，也不曾想过要做。所以，这句话感觉就像是随口说出当下浮现的想法，结果大岛导演立刻就答应。

　　我当然高兴极了，不过自己既没当过演员，电影配乐也是首度尝试的外行人，竟敢这么乱来地要求同时接下这两个工作，而大岛导演居然立刻同意，让我觉得他真是有魄力啊。

　　虽然没有电影配乐的制作经验，不过我有自信，自己一定能够做好。这大概就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吧。然而，拍完电影、回到日本，开始要创作配乐时，我就觉得慌了，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对于电影配乐，我根本是一无所知，也没有特别去思考过。

　　因此，我找上拍片结识的制片好友杰里米· 托马斯，向他请教：“如果要你举出一部值得参考的电影，你会回答哪一部？”杰里米给我的答案是《公民凯恩》，于是我立刻买了这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。这部电影让我获得参考的部分，不是其中的编曲方式或旋律，而是要在哪些地方配上音乐，或是配乐该在什么时候淡出，也就是配乐与影像间的纯粹关系。当时，我自己找到的答案很简单，大概就是在影像张力不足的地方，就要加入配乐。这个答案一点也不神秘。

　　由于是电影工作，所以采用的电影配乐，最终还是得由导演决定。我事先列了一张表，写好要在哪些部分运用配乐，而大岛导演也带来自己列的表。相互对照下，我们二人的想法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一致，我的自信心因此膨胀到了极点，觉得电影配乐不过是这样而已，专家的看法不也和我没什么两样。我还真的是得意忘形。

　　电影《俘虏》于1983 年入围戛纳影展，于是我在同年5 月前往戛纳，也因此遇见了贝托鲁奇导演。

　　贝托鲁奇导演透露了许多关于自己要拍的电影的事，例如“我想拍一部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电影”、“和政府交涉实在是很累人”，等等。由于我一直是他的影迷，因此觉得好幸运。我想自己在听他说话时，眼睛大概都亮起来了吧。

　　我当时心想，一定要和这么有魅力的人共事。除了与大岛导演合作外，我也希望与贝托鲁奇一起工作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很贪心的年轻人。然而，我完全没想过会帮他的电影配乐，事实上，他也根本不曾提过要请我制作配乐。

　　我大概是在三年之后受邀演出。工作团队似乎费了很大一番工夫取得拍摄许可，总算在1986 年于北京紫禁城2 开拍，过了三个月后，我也加入了拍摄的行列。

　　参与电影《末代皇帝》的拍摄工作，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经验。与贝托鲁奇导演一起工作相当有趣，每天都过着紧凑的生活。

　　到达拍片现场当天，我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。所有人已经拍了三个月左右，每位演员都完全投入自己的角色。他对我说：“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，是我的敌人，片子没拍完，我不会跟你说话。”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，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，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。

　　电影里有一幕是日本昭和天皇要在东京车站欢迎溥仪来访，于是剧组人员匆忙去寻找可以饰演天皇的临时演员。选角指导跑遍整个北京，总算顺利找到和天皇相似的人选。很巧地，这名临时演员也是日本人，好像是在北京经营贸易公司还是什么公司。他的长相和胡子，都很像昭和天皇。他是个非常奇特的人，我们聊开来后，他告诉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

　　《末代皇帝》的拍摄工作从北京展开，然后开拔到大连、长春持续进行。到了长春，剧组也借到实际的宫殿，拍摄了溥仪“登基”为伪满洲国皇帝的一幕。贝托鲁奇导演表示，希望这一幕的现场能够配上音乐，于是要求我立刻创作“登基仪式”的音乐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以演员的身份参与拍摄工作，从没想过得创作配乐。我也觉得贝托鲁奇导演虽然请我加入演出，却也没有考虑过要让我负责配乐。真要说起来，据说导演的老朋友埃尼奥· 莫里康纳几乎每天打电话来片场，请导演让他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。总之，我就遵照导演这时候的指示，就当成是制作摄影现场的这一幕配乐，而不是负责整部电影的音乐。

　　我一直对民族音乐很有兴趣，读书时也学过，但是我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，也没有写过中国风的曲子，甚至是几乎没有听过。而且，拍片现场缺乏器材，给我作曲和录音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天左右。

　　贝托贝托鲁奇导演狡猾地笑着说：“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，埃尼奥可都是当场就立刻写出来哦。”听了导演的这句话后，就我的立场而言，总不可能当场推辞吧。

　　影片杀青过了约半年左右，我因为工作关系，人在纽约。在酒店退了房间，正要坐上车时，柜台人员把我叫了回去，说是有我的电话。我接过电话，原来是制片杰里米打来找我。“龙一，帮《末代皇帝》制作配乐。”杰里米劈头就来了这么一句，而且给我的期限是“一星期”。我当时回他：“我现在人在纽约，等一下正要回东京……”然后，只听见电话那头说：“反正你马上去做就对了。”

　　鲁奇导演虽然请我加入演出，却也没有考虑过要让我负责配乐。真要说起来，据说导演的老朋友埃尼奥· 莫里康纳几乎每天打电话来片场，请导演让他负责这部电影的配乐。总之，我就遵照导演这时候的指示，就当成是制作摄影现场的这一幕配乐，而不是负责整部电影的音乐。我一直对民族音乐很有兴趣，读书时也学过，但是我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，也没有写过中国风的曲子，甚至是几乎没有听过。而且，拍片现场缺乏器材，给我作曲和录音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三天左右。

　　隔天就要录音，然而配合不上的地方还是到处可见，于是当天晚上，我和上野又继续熬夜，关在酒店房间重写。酒店房间没有钢琴或任何乐器，而且当时也没有计算机，我们只好按着计算器，拼命计算得要减少几个小节和拍子，秒数才配合得上剪接后的画面，然后重新写下，忙得鸡飞狗跳。结果我们到了伦敦之后的一星期也都没合过眼，白天录音，晚上重新写曲，每天重复这样的过程。

　　不过，这段过程并非全是苦差事。有一幕戏是溥仪的皇妃大喊“我再也受不了了”，然后就此出走。这幕戏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我很喜欢这幕戏和饰演皇妃的女演员。我第一次让工作人员听这个部分的配乐时，所有人相互拥抱，口中喊着：“bellissimo”（太美了）、“bellissimo”（太美了），高兴得简直要跳起舞。我吓了一跳，不过那一瞬间所有人融为一体的感觉，我永远无法忘记。我想这就是与意大利人一起工作的快乐之处吧。

　　经过东京一个星期、伦敦一个星期，总计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，在这种魔鬼行程下，《末代皇帝》的电影配乐总算写好，并完成录音。几乎不眠不休的工作结束后，我就因为过度劳累而住院。对我来说，这是第一次发生的状况，不过幸好能够完成配乐，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。

　　整部电影又花了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成。试映会当天，我看了完成的电影后，惊讶得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。

　　配好的音乐不但被拆得乱七八糟，拼到入院才写出来的四十四首曲子也有一半没被采用。我拼命研究调查文献资料，直到确定画面与音乐的搭配关系后，倾注精力制作出来的配乐，结果三两下就被淘汰。至于其他留下的曲子，每一首出现的地方也被大幅度地调动，因为电影本身也不一样了。看了试映，我满是愤怒、失望与惊讶，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脏会不会就此停止。

　　然后又过了几个月，剧组和我联络，告诉我这部影片入围了奥斯卡奖。当时，我已经从紧凑的电影制作体验中抽离，回归日常工作，就仿佛“忘记”拍过这么一部片，所以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，不过我还是立刻动身飞往洛杉矶。得奖名单揭晓时，《末代皇帝》一片抱走了九项大奖，写下惊人的纪录。这个结果就如同一份意外的礼物。

　　颁奖典礼中大牌影星云集，看到克林· 伊斯特伍德1，还有格利高里· 派克，我兴奋得不能自已。

　　克林· 伊斯特伍德的致词让人印象深刻。“《末代皇帝》独得九项大奖，今年正是属于它的一年。”紧接着，他又加了一句，“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。”

　　克林· 伊斯特伍德所说的“这类电影”，指的是“大规模动员的电影”。过去从《忍无可忍》一片开始，好莱坞准备了大规模的舞台装置，仔细思考摄影与打光的方法，汇集了各式各样的技术，制作这类大规模动员的电影。然而，自从越战以后，美国的电影转趋内敛，不再描绘广大的世界，感觉就像是不断往内探索、向下寻源。

　　“过去好莱坞拍过的这类大规模动员电影，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又为我们重现。美国已经拍不出这类电影了。”听到克林· 伊斯特伍德的这段致词时，我有着莫名的感动。

　　领奖时，我也上台稍微简单致词。“感谢贝托鲁奇导演以及这部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。”我大概是说了这类简单的谢辞。不过事出突然，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所以用的是很蹩脚的英文：“I wanna thank…（我想感谢……）”一说出口的瞬间，我心想这下糗大了。不过换个角度想，我就是一个外国人，成长过程也没出席过这么盛大的场合，出糗也是无可奈何。不过对我自己来说，这将会是我一生的小污点吧。

　　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，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，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，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。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。